作者：穆玉苹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正在开展“链接国家安全与创新”的研究，4月7日发布首份报告，分析利用国家创新基础促进国家安全相关技术发展的形势要求和基本思路，其中观点值得思考。

一、国防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新环境

报告指出，如今伴随国家间竞争加剧，美国已是继二战时期、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后，再次寻求利用技术领先来应对战略挑战。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仍然“强大”，但是对于以国防技术创新为主的国家安全创新基础而言，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一是认为美国国防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弱化。上一次美国的大规模国防技术投入是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在精确制导、隐身技术、传感器、通信等领域的投资，为美国提供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军事优势。然而，每次战争结束后都会削减国防开支的美国，在冷战后亦开始大幅裁减研发支出。特别是物理、数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被大幅裁减，这些领域无直接商业价值但有潜在巨大的军事意义。报告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领先优势地位已经结束。

二是认为美国国防技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弱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防部一直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投资者和第一采纳者”，凭着其在合同授予和科研指导方面的能力和工作，在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发展到现在，国防部的角色更多已由创新的“生产者”转为“消费者”：国家创新基础已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创新发生在非国防部门，面向非国防领域：虽然国防主承包商仍然是工程和技术的“动力源泉”，但他们已不是“创新源泉”，私营部门的投资逐渐占据美国创新体系的主导地位；即使联邦政府自身的投资，也有更多部分已经转投向私营企业，乃至全球市场。

二、国防技术利用国家创新体系所面临的障碍

报告认为，在新的创新环境下，“简单重建冷战时期以国防部为中心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要重建美国国家安全和创新之间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国家创新体系服务国防领域，需要破除如下障碍：

国防市场的商业吸引力不足。国家创新体系“高度聚焦商业”，只有具备高回报率的领域才能吸引到企业家和投资者。因此许多创新公司更专注于软件和服务等需求与回报高、进入门槛低的“无形”产品，而非攸关国防的制造业和硬件。而且国防部的采办项目市场延展性有限，更使其无法与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商业技术市场竞争。外加政府财力受限，单靠市场吸引不到足够国防建设所需的资金和力量。

国防需求难以映射到国家创新体系中。报告指出，由于商业需求、商业吸引力与国家安全需求无法保持一致，因此，将国家安全需求映射到国家创新基础上存在一定难度。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是渐进的、分布式的，而非线性的，将一个领域的成果转为另一个领域所用，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对行业必须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很好地把握住机会。但现实是，不仅商业市场不关注国防需求，国防部也常常不知道市场上有哪些可为所用的技术和力量。

国家创新体系与国防采办间存在文化差异。风险是创新的核心，是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依托。美国国防部复杂的规章制度和谨慎的采办风格，对于大型装备采办项目而言有意义，但却构成了创新的障碍，特别是小型创新公司参与国防创新的障碍。报告认为，“与其呼吁改变业界文化，使其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不如改变国防部文化，以适应和利用现有的国家创新基础”。

三、更好利用国家创新力量服务国防的几个思路

报告引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指出，大国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继续做着曾经行之有效，但现在已然过时的事情。数十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一直以技术领先为核心，但如今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美国创新生态的巨变，必须通过调整投资和制度改革，重建国家安全与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联系。提出的重点思路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强调对商业技术的识别和获取。这是国防部国防创新单元、空军创新工场等正在采用的方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分布式特点，给国防部提供了机会。商业航天、量子计算等领域已经证明，国防部识别、修改、掌握这些商业技术，或者通过激励措施带动私营部门投资，比追求“定制”技术或者国防部自己建设，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可能需要借鉴风险投资公司在发现技术机会、与技术机构开展联络的经验。

利用和放大国防部的自身优势。国防部手握可按需设计的计划项目，并有着提供测试与样机开发条件的权力和突出能力，其下先期研究计划局（DARPA）等诸多研究机构是企业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这些都是国防部需要利用的优势，提高对私营企业的吸引力。此外，通过以国防部研究项目为平台，解决国防相关技术难题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的商业机遇。报告建议重点关注和支持面向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重叠的领域。

提升创新能力与采办改革并行进行。国防部需管理成千上万的采办合同，制度体系庞大，采办文化的改变非一蹴而就。报告认为，提升国防创新基础能力的措施，可以与采办改革分开。对于促进创新，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新的、对风险更为包容的组织机构，先开展较小范围的、并行的活动，以不同的采办架构，来吸引新兴技术进入国防创新领域。然后通过不断扩大这些采办方式，最终与采办改革合拢。

　　强化对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分散投资。国防部的大部分支出，仍然用于支持传统国防工业基础开展新型平台建设。而为维持竞争力，需要增加对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投资，主要包括对非传统采办和能力建设的资金和基础研究投资。对于线性发展、过程漫长的常规装备采办，以及对于明确可为国防所用的人工智能、传感器、网络、太空等领域，“下大赌注”方式可能更为适合。但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很多创新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风险大，因此采取分散投资，为多个创新企业和技术投入小资金，会比仅筛选几项技术，集中几笔大赌注，更为适宜。政府需要更好地研判可为国家安全所用的技术领域，通过政府投入激励和带动企业和创新机构的更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