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奥多尔·根纳季耶维奇·沃伊托洛夫斯基在《侦察兵》2025年第4期（总第13期）刊发《未来无管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际》一文，系统阐释了军控机制在遏制核军备竞赛、维系“相互脆弱性”威慑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深入剖析了美国共和党政府在意识形态导向与军工利益影响下所采取的削弱既有军控体系的政策取向，并前瞻性地警示2026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全球战略安全环境可能面临的恶化趋势。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2年）
一、军控体系演进：条约迭替
2026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即将到期。该条约由俄罗斯与美国于2010年签署，2021年经一次性延长五年，是目前全球安全架构中仅存的支柱之一；该架构正持续遭受美国共和党政府的侵蚀。
过去五十余年，苏俄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关系以一系列双边协定为基础，逐步确立了对进攻性与防御性战略武器的管控机制。其起点为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I，1991年被《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取代）；同年另缔结《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Treaty），系迄今唯一专门规制战略防御武器的国际法律文件，1972年生效，美国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现已终止。此后主要核大国陆续达成多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潜力的协定，包括：《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II，1979年签署，未生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1994年生效，2009年履约完毕并到期）、《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2003年生效，因俄方2002年撤回批准而从未生效）、《战略攻击性武器削减条约》（SORT，2003年生效，2011年到期，由New START取代）以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上述协定均对缔约双方的武器数量指标作出明确规定，涵盖战略运载工具与核弹头数量。其中，唯一导致整类导弹被销毁的协定系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INFTreaty；2019年美俄相继退出，现已终止）；尽管按俄罗斯标准，此类导弹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战略级武器。
二、军控体系效用：威慑稳定
1.竞赛节奏调节
该军控体系未能遏止超级大国参与导弹核武器竞赛，却显著调节了竞赛节奏并部分压缩了规模。它使双方兵力在约定阈值内维持平衡，确保任何一方在遭受首次打击后仍保有实施不可承受报复的能力。军控协定的存在，客观上发挥“保险丝”功能，构成维系战略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核心机制在于以数量与质量的对等性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防止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优势。由此，两大核国家既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军备扩张，又持续保有对对方造成不可承受损失的报复潜力。
2.相互脆弱性固化
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限制，通过固化“相互脆弱性”而保障了核威慑的可信度，这是将军事-政治紧张程度维持在可预测区间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双方建立沟通渠道，降低误判意图与行为的概率；在机制高度制度化的阶段（STARTI与New START时期），更以定期数据交换实现客观评估对方核威慑态势。尽管此类安排因过度透明（辅以天基侦察）而屡遭双方诟病，其相互性却使俄美得以相对全面地掌握彼此运载工具的实力底数。
3.制度化对话渠道
坚实的条约基础及围绕进一步削减最具毁灭性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持续谈判，为苏联/俄罗斯与美国提供了稳定且畅通的沟通框架。通过就军控与战略稳定议题展开定期对话，两国逐步确立跨越多届政府、延续数十年的政治-外交互动惯例，涵盖外交部门、军事机构乃至国家元首层级，进而孕育出独特的“战略对话”文化，即双方以谈判磋商方式制定信任建立措施及应急情境下的信号通报程序。
4.等级秩序信号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此类对话，也向未纳入核军控与裁减机制的其他核国家释放关键信号：即便处于相互威慑之下，最强方仍愿在相互尊重、力量与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构建双边关系，以维护全球和平。苏/俄美军控机制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参照系”，其他主要大国的导弹核武器发展规划在此坐标系内展开，并同时划定了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障的外延。
5.NPT军政支撑
直至近年，该机制仍有助于维系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稳定性的军政环境。NPT于1968年开放签署、无限期有效，现有191个缔约国。其规范框架确立了“核武器俱乐部”成员间的非正式等级秩序，既对核武器国家设定义务，也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三、军控体系拆解：共和驱动
1.执政拆解节律
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对军控体系的系统性拆除均由共和党人主政的白宫完成。此种公然排斥源于右翼对国家军工利益的坚定护持，以及“美国安全不容外部约束”的极端意识形态预设。
2.不可侵犯话语拆解
行动受军事-技术、经济及对外政策多种因素驱动，而意识形态居于关键位置。自里根时代起，共和党内部即固化“美国必须获得对外部威胁的绝对不可侵犯性”信条，主张以全面武力优势取代相互威慑；其逻辑将“相互脆弱性”视为结构性缺陷，而非稳定装置。
3.国会-军工结盟
共和党重掌白宫后，这一政策取向迅速获得制度性支撑：五角大楼、军工承包商、依赖联邦研发预算的技术精英、国会军费扩张派等结成联盟。技术突破每向前一步，联盟即强化“全面压制对手”的共识；其节奏既与武器系统迭代同步，也与国会围绕国防预算的党派博弈同频。民主党虽同样向军工输送资源，其扩张幅度与持续性均显著低于共和党。
4.《反导条约》终结
共和党对“全境反导庇护”的执念叠加里根时期“战略防御倡议”（SDI）的技术动员，几乎提前宣判《反导条约》失效；2001年小布什政府正式退约，核心动因在于为大规模反导现代化解锁预算，以提升核力量生存与报复效能。
5.《中导条约》废止
2019年特朗普政府完成退出《中导条约》。官方指控俄罗斯违约仅为话语掩护，实质需求系在“对俄中双重遏制”框架内重获陆基中程导弹这一施压工具：面对中国陆基中程核威慑的强化，美国意图在海基和空基中短程系统之外，补建陆基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并同步推进可搭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特朗普公开宣布将在欧洲与东北亚部署此类导弹，直接指向俄中两国。
6.《开放天空条约》失效
2020年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OST，1992年生效），以阻断军事航空侦察透明度机制。美国作为北约核心军事强国拒绝履约后，条约丧失实际功能，俄罗斯被迫采取镜像回应，制度性残余亦随之瓦解。
四、军控体系危机：存续临界点
1.条延期谈判迟滞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6年2月5日届满。该条约由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4月8日签署，2011年2月5日生效，初始期限十年，可一次性延长五年。特朗普在其首任期间未就条约延期提出任何实质性方案，行政当局以程序性拖延实质冻结谈判；直至2021年1月民主党重新执政，条约方获五年延期，尽管彼时美俄关系已呈显著对立。
2.俄乌冲突冻结
2023年，俄乌冲突烈度升级，俄罗斯政府被迫“冻结”该条约的部分条款，全面中止相互现场视察与数据交换。然而，双方仍未突破数量上限：战略运载工具700件、已部署核弹头1550枚。随着法定到期日临近，能否在条约终止后继续维系该水平，缺乏制度保障。
3.俄方倡议搁置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方提出“相互承诺在条约失效后至少一年内仍遵守数量限制”的倡议；特朗普政府回应模糊，国务院对俄外交部后续递送的若干技术草案迄未作出正式答复。
4.无约束立场延续
美国拒绝接受任何军事领域的外部约束，既与共和党右翼“安全不受限”的传统立场一致，也服务于长期延续的“双重遏制”框架；该框架在近年两党各自发布的战略文件中均已明确提出。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仍将“对抗俄罗斯”（其核武库规模与美国大体等量且长期维持）列为优先目标。
5.延伸遏制共识
跨党派共识认为，美国尚需应对其他具有显著军事分量的大国：既包括已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也涵盖虽非核武国家却具备地区规模导弹能力的伊朗。6.军备扩张风险美方内部评估显示，未来三至五年，若通过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加速核力量现代化并发展中远程高精度常规武器，可对俄罗斯形成额外威慑。然而，此类带有明确敌意的军事施压，可能进一步推高美俄对抗烈度，并对总体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外溢效应。
五、军控体系前景：后条约时代
1.俄核力量现代化
俄罗斯在导弹核力量发展上继续遵循“合理足够”、高生存力与威慑有效性三项基准。近年，新型运载系统完成状态试验并成建制列装，“三位一体”核战略全面进入现代化升级通道。在与北约军政对峙持续升高的预期下，俄方可凭借更新后的核力量维持对主权与安全的保障水平。
2.财政可持续性
即使缺乏正式军控，俄美数量平衡与战略稳定仍可暂时维系；长期而言，两大结构性问题将凸显：一是财政可持续性。美国欲凭盟友体系与高端技术同时对俄中实施威慑，需持续扩大军费基数。无论政党轮替抑或国债压力，均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无约束军备路线的成本—收益比，并寻求恢复谈判以锁定支出上限。二是战略高估风险。美方在军控议题上的单边主义，将弱化信息透明度，增加俄美、中美间因误判能力或意图而引发危机的概率，并外溢至地区安全议程，降低议题间联动解决的可能性。
3.NPT外溢效应
在伊朗核设施遭受美以军事打击后，美国继续以强制外交替代多边军控，将进一步削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范性。缺乏可信安全保证与战略对话机制，可能推动更多“门槛”国家评估自主核选项的效用，从而增加横向扩散风险。
4.谈判重启条件
进入“无军控世界”对所有各方均构成系统性风险，但美国何时确认这一成本，并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启战略稳定对话，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周期与财政约束的交互作用。俄方对务实性谈判保持开放，不过其立场以既往履约记录与对等透明为前提，而非寄望于反复破坏互信之对方的自我约束。
（科荟智库：孟光）
